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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国安，北京国安”或成绝唱—— 中超强制俱乐部改名为何引发争议 原定于12月8日在广州召开的三级联赛投资人会议因故推迟，但中国足协将于新赛季力推的两大新政却不会受到干扰——职业联赛“限薪”和职业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启用中性名称”，将于2021年新赛季开始执行，这是2021新赛季新气象的重要标识。 相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迟至7月底开赛的2020赛季，2021赛季联赛的筹备工作从上个月2020赛季结束时便已开始，不出意外明年3月便可照常启动。中国足协力推的“限薪”和“改名”目的其实相同：挤去职业联赛“泡沫”，削弱“资本”对联赛发展的影响，让中国足球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限薪”是人心所向，推行难度不大，短期利益受损者的“吐槽”亦无碍大局，但球队“改名”涉及相对复杂的“足球文化”，俱乐部和球迷自然希望能有两全之策延续已经生根发芽的“足球传承”。 过去一周，多支球队的铁杆球迷组织行动起来，想方设法“保全”已经形成多年且深入人心的“队名儿”——12月6日晚，上海申花蓝魔球迷俱乐部、河南建业红魔球迷俱乐部、北京御林军球迷会、浙江绿色旗帜和津门虎翼5家球迷群体发布联合声明，反对“足协中性名称一刀切”，声明表示“我们以我们的名字为荣”。 这份球迷组织联合声明态度坚定：“我们支持中国足协对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中性名称的规范化政策。我们相信中性名称有利于俱乐部品牌文化的传承，更有利于给主队球迷归属感；我们认为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对存在20年以上、甲A甲B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俱乐部名称可根据球迷意愿允许保留；我们支持中超中甲球队禁止异地转让政策，这样更有利于给主队球迷安全感。” “申花”“建业”“国安”“绿城”“泰达”等“特有名词”确实已经成为各地球迷多年感情归属，“改名儿”事关重大，言辞激烈者大有人在。 “绝不接受。”今年42岁的北京人振伟供职于一家证券公司，他上中学时正值职业足球在中国拉开序幕，北京国安亮相甲A联赛，“这就是完完全全投入感情的主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的那种主队。我从1994年跟着我爸和我哥看到现在，已经习惯了出门儿戴着国安的围巾，所以要说改名儿，这队以后没有‘国安’俩字儿了，我绝不接受”。 振伟的态度代表了绝大多数北京球迷的意见：“北京国安”4个字儿从职业联赛第一天延续至今，提到“北京国安”，全国民众第一反应就是京城足球队，而非一家商业性质公司，因此没有任何更改的道理。 按照中国足协新规，“国安”需要更改的理由是：投资人中国中信占有俱乐部36%股权，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为中信集团子公司。依据“俱乐部名称、队名不能出现投资企业名称”的规定，球迷继续喊出“国安国安、北京国安”的前提条件，是中信集团从俱乐部撤资——从目前来看，这当然是最不现实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足坛，出现涉及足球文化层面的大规模观念冲突尚属首次——文化争鸣，也是足球进步的标志之一，尤其对于职业足球进程不到30年、足球文化刚刚萌芽的中国足球更是如此。 在欧洲足坛，可以和“北京”形成地理对标的城市当属“伦敦”。同样作为国际化知名大都市，且身为“奥运之城”，伦敦的足球内涵远超北京。这样的现实差距完全由历史决定：英国是现代足球发源地，足球的雏形在中世纪便已出现，1863年英足总宣告成立标志着现代足球诞生，1872年英格兰代表队与苏格兰代表队的比赛，则是有记录的最早国际足球赛事。用已经退役的英格兰球星贝克汉姆的话说，足球DNA存在于每一个英格兰人的血液当中，“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足球就是英格兰人生活的一部分”。 伦敦拥有的球队，够上职业资格的早就超过10支——有意思的是，这些球队没有一支以“伦敦”为名——仅征战英超联赛的，就有托特纳姆热刺、切尔西、西汉姆联、水晶宫、阿森纳、富勒姆6支球队之多，在这当中，“托特纳姆”“切尔西”“西汉姆”“富勒姆”都是地（区）名，“水晶宫”是建筑名（这座建筑1936年毁于火灾），“阿森纳”则是“兵工厂”的英文单词。同城球队相互之间的恩怨情仇与球场上的斗智斗勇交织起来，展开极富魅力的足球画卷，也让完全没有在球队队名中体现出来的伦敦，成为毫无争议的足球之城。 所以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北京，在足球文化层面还是“新生代”：这座历史悠久的庞大城市刚刚开始改建第一座地标性专业足球场，征战中超联赛的京城俱乐部仅北京中赫国安一家，中甲联赛只有属性特殊的北体大和尚未被京城球迷接受、前途不明的北京人和，以及在乙级联赛打拼的北理工（进入升级附加赛的学生军北理工还存在本赛季冲甲希望）。专业球场、职业球队的数量配置，与北京的城市规模相比并不匹配——尽管北京中赫国安的前身北京国安从1992年俱乐部正式成立至今已有将近30年历史，并成为千百万京城球迷心中的信仰，但足球无论场内场外，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人项目。

本报广州6月19日电（记者 黄心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开赛以来，赛场内不断上演精彩的比赛，赛场外更是传递着友谊和温情。今天上午，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篮协及广州市体育局相关领导一行前往运动员下榻酒店，看望了两名受伤的印度运动员。 在6月18日晚进行的中国男篮蓝队大胜印度男篮的比赛中，印度队有两名球员受伤，其中9号队员维谢什·布里古凡什在第三节比赛的一次进攻中膝盖严重受伤，当时中国队立刻派出队医为其医治，经过治疗后印度选手被担架抬离赛场。考虑到布里古凡什的伤情比较严重，组委会在赛后安排救护车送其到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和诊治。赛后，中国男篮主帅杜锋也在第一时间询问受伤队员情况。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东道主，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副司长杨善德、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吴民春、中国篮协办公室主任徐岚给受伤球员送去了慰问和鲜花，祝愿其早日康复。组委会方面表示，将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尽可能地满足印度方面提出的需求。 受伤队员对组委会及时周到的安排和慰问表示感谢。印度队主教练巴斯卡亚表示，这次比赛的接待安排得很好，中方做的这一切让他们感受到金砖国家之间的友谊。

中新网10月31日电北京时间31日凌晨，2022年体操世锦赛在英国利物浦结束女子团体资格赛的争夺，中国队最终排名第六，晋级决赛。个人方面，欧钰珊和唐茜靖双双进入全能决赛，而罗蕊与欧钰珊分别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高低杠与平衡木决赛，同时入围高低杠决赛的还有韦筱圆。 女团资格赛中，中国队在部分项目上出现失误，最终获得162.064分，以第六名身份晋级决赛。美国队、英国队和巴西队排名前三，意大利队、日本队、法国队和加拿大队也拿到了决赛入场券。 个人方面，巴西名将安德拉德排名全能资格赛榜首，两位中国选手欧钰珊和唐茜靖分列第6和第17，双双进入全能决赛。罗蕊和韦筱圆分别以第一和第四晋级高低杠决赛，欧钰珊排名平衡木资格赛第一。 接下来，本届体操世锦赛将展开男子团体资格赛的争夺。(完)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题：“野路子”也能练出奥运冠军？——青少年体育培训热观察 新华社记者林德韧、李丽、王君宝、马锴 在中国代表团的奥运征战史上，绝大部分精英运动员来自于“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这套人才培养系统，对于“野路子”的体育培训机构来说，距离“培养奥运冠军”的目标似乎有些遥远。 不过，随着体育培训业的快速发展，“民间高手”的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在一些项目上，“野路子”培养出的选手已经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当然，作为一个新近崛起的行业，体育培训业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还未强大到能够取代体校系统的程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体育技能培养，训练手段和设备不断升级，民间体育培训机构培养运动员水平的“上限”，也有希望不断被刷新。 跨鸿沟，“业余”向“专业”进一步靠拢 2015年，在第十四届广东省运动会击剑比赛中，深圳队取得了2金1银3铜的不错战绩，而这支深圳击剑队的48名队员中有45人来自民间体育培训机构万国国际击剑运动中心，这些高水平的“业余选手”，让“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界限不再那样泾渭分明。 除击剑外，棒垒球、冲浪、攀岩、冰球等人才储备不算充裕的项目，也已经开始尝试将目光转向民间培训机构，期待借助社会力量扩大选材范围。 冲浪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新设比赛项目，但国内体校系统很少有冲浪专项人才的培养，因此，在组建国家队时，社会力量成为了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许四海说：“冲浪作为一项时尚运动，是从大众体育中发展起来的，为备战东京奥运会，我们正在培养、储备优秀的冲浪选手，并组建队伍，但组建国家队不会再局限于传统的建队模式，而是将动员社会力量，通过企业、市场、俱乐部，把这项运动先发展起来，包括带动与冲浪有关的系列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助推国家队建设。” 事实上，早在2004年，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队就和湖北省体育局签约，代表湖北场地障碍马术队参加包括全运会在内的国家级赛事。而从冰球等项目的选拔实践来看，在“体制外”存在着大量的苗子，如果有合适的土壤，这些苗子将成为中国竞技体育巨大的人才库。 东方启明星在精英篮球人才培养方面定下了一个十分宏伟的目标：“把1000个孩子送到美国读书打球，100个进入NCAA(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10个进入职业联赛。”优肯篮球也已经成功输送了几名有潜质的球员到美国边读书边打球。 转型中的选材 虽然很多项目已经向前跨出一步，但从整体上看，社会培训机构向高水平运动队输送运动员的能力依然偏弱。 作为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主要来源，体校系统依然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支柱。不过，由于较早开始大强度的专业训练，“无法兼顾训练与文化课”是体校学生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也导致很多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体校。针对体校“招生难”，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副局长马力编了一个顺口溜：“学校不放、家长不让、孩子不‘想’，出口不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体校“招生难”导致的体育人才塔基萎缩在某些项目上已经有了反映。据中国举重队女队主教练张国政介绍，天津全运会的女子举重是“近几届全运会水平最低的”，究其原因，人才库的萎缩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传统的路越走越窄，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拔模式也势必会经历一个转型期，一方面需要传统体校破除“重体轻文”的固有印象，吸引更多生源，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培训机构全方位提升训练水平，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竞技体育尖端人才，弥补萎缩的传统体育人才库。 可期待的“蓝海”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表示，需要打开“体制外”向“专业队”输送人才的出口，这样就会极大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人才培养，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储备的问题，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 钟秉枢说：“我们看体育不能光看体育圈自己的体育，一定是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那么既然是大背景，我们的选人用人就不能局限于原有体育系统的运动队，或者现在的职业队，应该放开所有社会组织，只要把比赛形式构建好、比赛体系构建好，公平地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参赛就好。”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刘扶民也表示：“现在家长们不愿把孩子送到体校，如果很多苗子都是在校生，一边训练一边学习，既可以为国家减轻负担，也能促进文化素质提高，更能理解教练战略战术，我认为将来会有很多运动队跟俱乐部共建。” “国家队等优秀运动队的选拔，除了体校以外，要包括学生、俱乐部会员，要放在一个大平台上同场竞技，这个对社会是个鼓励。”刘扶民说。 构建一个开放式的选拔系统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赛”，对于体育培训机构来说，将催生一片“蓝海”，而对于体制外运动员来说，进入国家队，也将成为现实的理想。